皇权逻辑下的帝国意志以及一个民族的血性
2017-03-29 18:46:3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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胡赛萌/文

我们的民族曾是一个有血性的民族,我们的祖先曾是一群尚义任侠的血气男儿,我们的国家曾是一个远诛强敌的极盛之国。

是的。曾是!曾经是!

血性的民族,血性的男儿,强盛的国家,都已湮没在历史的烟尘之中。

现在的我们,在讨论自己受到凌辱的母亲该不该得到捍卫和保护。这可真是今不如昔,一代不如一代了!可是,我不得不问为什么,为什么曾经有如此血性的我们会到今天这步田地?

“父之仇,弗于共戴天;兄弟之仇,不反兵。”《礼记》里话不仅写在出土的竹简之上,更刻在了伍子胥的心里。当父亲和哥哥被楚平王冤杀之后,死里逃生的伍子胥就暗自发誓,不为父兄报此血仇,枉为一世之人。

仅仅16年之后,身负血海深仇的伍子胥便率领吴国大军杀到楚国,长驱直入攻破楚国都城。当时楚平王已经去世,伍子胥未能手刃仇人,便命士兵掘开楚平王的坟墓,挖出尸体,用鞭子抽打了三百下才算解气。

伍子胥当年在楚国的好朋友申包胥逃到深山之中,并让人对伍子胥说:“你报仇的手段,太过分了吧!你曾是平王的臣子,亲自拱手称臣地侍奉他,今天竟然污辱已经去世的君王,这难道不是违背天理到了极点了吗?”

伍子胥对来人说:“替我谢谢申包胥,说我就像太阳快落山了,但路途还很遥远,所以我要倒行逆施。”

好一个伍子胥。为了报仇,当真是一往无前,就算倒行逆施也无所谓。先秦时代,这便是我们祖先的血性!

“呼卢百万终不惜,报仇千里如咫尺”,这是《少年行》中关于报仇最直观的表述。当然,还有“重义轻生一剑知,白虹贯日报仇归”,以及《侠客行》中的“报仇向何处,堂堂九衢路”。

这就是我们祖先对于复仇以及复仇者的态度。然而,自秦汉乃至隋唐以后,伴随着中央大一统帝国的建立,皇权的无远弗届,曾经尚武善战的民族开始沉沦,那份尚义任侠的血气开始消散。

从秦汉到隋唐,不仅是朝代的更迭,更是帝国的成熟。成熟的大一统帝国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会不断强化中央集权,集草民之权于地方,集地方之权于中央,集中央之权于皇帝,所以帝国的成熟过程就是一个不断中央集权的过程。

这一点,从宰相一职的变迁便可窥探一二。

汉朝的宰相由三公组成,即丞相、太尉和御史大夫,丞相不但统领帝国的日常行政,而且还有自己的相府,可以开府治事,跟皇权所在的宫廷简直划地而治,分庭抗礼。

后来,皇权一而再再而三地打压相权。到隋唐,废除了三公九卿制,取而代之的是三省六部制,宰相从一人变成了多人;再到独夫朱元璋称帝,借口丞相胡惟庸谋反,直接废除了中书门下两省,宰相从此退出了帝国的政治舞台。

从独相到群相,再到无相,这不仅仅是皇权对相权的削弱和侵夺,更是我们民族精神被一步步阉割和戕害的过程。皇权登峰造极的背面,是民权的丧失殆尽。一得一失,贯穿整个帝国的始终。

所以,春秋时代有伍子胥,而盛唐盛世只能有张瑝张绣。

张瑝张绣俩兄弟,是嵩州都督张审素的儿子。由于被部下诬陷,张审素被监察御史杨汪逮捕下狱。张审素的另一部下董堂礼护主心切,擅自发兵包围了杨汪,胁迫杨汪为张审素雪冤。

杨汪脱身后心怀仇恨,干脆上奏唐玄宗说张审素谋反。于是,张审素本人被处斩,两个儿子张瑝、张琇因未成年,免除一死被流放岭南。

几年后,一心想报杀父之仇的张瑝张绣兄弟偷偷潜回洛阳,默默等待着复仇的机会。

在摸清了杨汪的行踪之后,张瑝张琇趁夜在街上截杀了杨汪,之后将父亲的冤情及杀死杨汪的原因写成表状挂在斧头上,逃亡江南,后被官府捉获。

此案轰动朝野,百姓群情激愤,一致同情张氏兄弟,认为他们年纪虽小,却能为父报仇,堪称孝烈。中书令张九龄也认为应宽恕,“宜贷死”,至少应该赦免张氏兄弟的死罪。

然而,帝国的皇帝唐玄宗却不同意。他说:“复仇虽礼法所许,杀人亦格律居存。孝子之情,义不顾命,国家设法,焉得容此!”

既然皇上都说国法不容,张氏兄弟只好去死。

其实,那国法不过是唐玄宗的王法而已。至于张氏兄弟的死活,不是那王法考虑的,王法首先考虑的是帝王的安全和政权的安危。这一点,唐玄宗说得再清楚不过了,“杀之成复仇之志,赦之亏格律之条。杀人而赦之,此途不可启也。”

是啊。如果截杀帝国监察官员的百姓都可以不被处死,那帝国尊严何在?皇权至高如何体现?政权安危如何保证?

更何况,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。一个张氏兄弟帝国尚可以承受,一旦无数个张氏兄弟起来了,帝国为之奈何?

帝国不需要血气方刚的男儿,需要的是俯首帖耳的子民。因为有血气,遇到不平事会怒发冲冠,会拔剑相向。正如春秋时期的那些士,崇文亦尚武,仗剑行天下。

他们意气风发,豪情满怀,绝不是帝国理想的臣民。所以当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坐稳了皇位之后,首先便拿豪强开刀。于是作为帝国的最后一个侠客,就算有炙手可热的大将军卫青为其说情,郭解仍然逃脱不了被灭族的宿命。

儒以文乱法,侠以武犯禁。法家思想集大成者韩非子说的话,却被历代信奉儒家学说的帝王听进了耳朵里去。

帝国是依靠伦理治国的,但是却不仅仅只是儒家伦理,或者说只是表面上的儒家伦理。作为帝国统治者的帝王们,真正推崇的是“外儒里法”,就算行法家之霸道,也必须披上儒家的温情外衣。

既然帝国容不下血性男儿,那么为父报仇鞭尸君王的伍子胥,只能走进历史,成为典故中的人物而存在。血性的消失,伴随的是民族精神的消亡和沦落。

在一次演讲中,易中天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,我们民族的时代精神是一代不如一代。夏商时期,我们民族是用眼睛去看世界,所以商文化是绚烂多彩的;两周春秋,我们民族是用大脑来思考世界的,所以有宗法礼乐和井田制,有了百家争鸣;汉唐两代,我们民族是用心胸看世界的,所以有汉的强悍,唐的广阔。

至两宋以后,时代精神每况愈下。宋的时代精神不在马上而在床上,所以只能抱着半壁江山苟延残喘;明的时代精神则在裤裆,所以《金瓶梅》才得以洛阳纸贵;而到了清,时代精神只能在再降到膝盖上了,三跪九叩成了天朝威仪最不可或缺的环节。于是,不通中国国情的洋人,只好用远洋而来的枪炮声来代替磕头撞地之声了。

那么我们不禁要问,为什么我们的民族精神会一代不如一代?

或许,这正是皇权逻辑下帝国意志的使然。在大一统的集权帝国里,帝国的意志只能是帝王的意志,百姓存在的唯一价值便是满足和贯彻帝王的意志。所以,作为子民的百姓,必须为君父的皇帝卖命,为了满足皇帝的私欲和帝国的版图而戍边异乡,甚至战死沙场;但是作为子女的百姓,却无法保护自己父母的安全,因为皇帝才是整个帝国臣民唯一的父亲。

尽管帝国讲究的是家国一体,帝国对孝子的表彰也拔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,然而一旦百姓的家与皇帝的国有分歧甚至冲突的时候,身为子民的百姓却必须舍小家为大家,而所谓的大家,不过是帝王予取予求的帝国而已。

为皇帝尽忠,就是最大的孝。既然如此,那么百姓还要什么血性和精神。对皇上和帝国而言,那份血性和精神才是帝国的不稳定因素,必须被不断地弱化和淡化。

正因如此,在皇权下的帝国里,百姓都没了血性,民族怎么可能有精神?

如今,大清早就亡了,帝国制度也已寿终正寝,我们民族需要再次找回那份血性和精神。是的,面对侮辱我们母亲的流氓,我们需要的正是这份血性,因为这不仅仅是在保护我们的母亲,更是在捍卫我们的民族精神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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